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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勇:故宮是血脈裏深藏的文化故鄉
來源:新民晚報 | 潘真  2020年10月26日08:02

祝勇這個名字,綁定故宮,有20年了。前10年,是以遊客、朋友或作者的身份;後10年,他成了故宮的一員。

被無數人寫過無數遍的紫禁城,因了祝勇的勤奮、執着以及個性化的書寫,以別樣的面目呈現在世人眼前。

紫禁城建成600週年之際,在拍攝重走故宮文物南遷路紀錄片途中,緊張工作間隙,祝勇接受了我的採訪,談他血脈裏深藏的文化故鄉——故宮。

1 從春遊瀋陽故宮到書寫紫禁城

冥冥之中,祝勇與故宮的緣分早已註定。

他出生的地方,有瀋陽故宮。不過在年少歲月,故鄉的“一宮兩陵”,只是春遊的好去處——他和小夥伴們在故宮安靜的大院裏瘋跑,對東陵、北陵的瞭解也僅限於努爾哈赤、皇太極的名字,最多就是回頭寫作文描寫那些熟悉的景物了。直到上了大學,工作後,他對歷史特別是清史感興趣,才掂出瀋陽故宮的分量。

北京故宮,初見更早。3歲,他隨父母到北京,就進去參觀過了。但真正認識,則是在1990年代開始寫作,慢慢聚焦於老北京文化歷史後。因為跟當時的故宮博物院副院長李文儒相熟,他參與、策劃了故宮的一些活動,有機會走遍故宮,包括不少“故宮的隱祕角落”。“故宮恢宏大氣、壯麗雄偉的建築,藴藏着豐富的文化歷史信息,令我越來越着迷,我的生命越來越和故宮緊緊結合在一起,越來越分不開。”他深情道白。

2001年,北京電視台擬拍50集紀錄片《北京》,請祝勇擔當總編劇。那幾個月,他和山西作協副主席張鋭鋒一起,住在西郊百望山寫本子。有個念頭,在心底埋藏已久:世界著名的歷史文化遺產,像巴黎聖母院、(日本)金閣寺,都有專門的文學作品;故宮卻沒有。我想寫故宮!可是故宮內涵浩繁,找不到抓手……寂寞山居中,忽然就來了靈感:寫一個跨文本的故宮。於是,編劇本之餘,他開始寫《舊宮殿》。

這是他第一次集中寫故宮。2003年,七八萬字的書稿殺青。茫然四顧,不知哪家刊物能夠接受這種前所未有的實驗性文本。張鋭鋒建議,給富於先鋒性的《花城》,他有一些實驗性散文就是在那兒發的。結果,《花城》主編田瑛讀了很欣賞,給發了當期頭條。第二年,《舊宮殿》單行本出版。從此,開啓了持續至今的故宮寫作。

2 加盟學術性很強的故宮如魚得水

新著《在故宮書寫整個世界》中,祝勇記錄了自己豐厚的閲歷:從瀋陽到北京求學、闖蕩,去南方、入藏地,受邀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當駐校藝術家,回國師從劉夢溪先生念博士。但故宮,始終是他血脈裏深藏的文化故鄉。他“通過文字,向這座壯嚴的城靠攏”,卻不曾想到有一天會成為故宮博物院的研究人員。

故宮學研究所2010年成立,次年他加盟故宮,後來又成立了由他負責的故宮文化傳播研究所等一系列新的研究機構。“長久以來,故宮就像藏地一樣,那麼幽遠、神祕。……這一次,我與它緊緊地綁定在一起,無法分開了。”他説,當時故宮可不像今天這麼“火”,但他喜歡“它的寧靜、深邃、豐富”。在故宮上班,朝八晚五,每天就是寫東西、查資料,與合作單位開項目會議,“非常靜態,非常簡單”。他給故宮的定位是“學術性很強的事業單位”,所以同事之間非常融洽。

説到李文儒副院長,祝勇覺得,他不僅是領導,也是很談得來的朋友。這位國家文物局博物館司前司長,非常有想法、有見識,為故宮做了很多大事;而又那麼平易近人,性格開朗,笑聲特別有感染力。很多次下班後,他與李院長在辦公室互相切磋,聊到很晚。

祝勇調到故宮後,鄭欣淼院長就退休了,但兩人常有來往,出了新書還簽名互贈。這種文友般的關係,叫人忘記這位長輩還當過文化部副部長。鄭院長對問題的把握很敏鋭,舉重若輕,2003年更是提出“故宮學”概念,並身體力行成為故宮學學科建設的拓荒者、引領者,相關著述蔚為大觀,且很多是開創性的;同時帶出了一支故宮學的研究隊伍,使故宮不再僅僅停留在文物展覽、修復上。學術上乃至工作中遇到困難,祝勇都會想到找鄭院長出主意,把他當作人生的、學術的導師。這次祝勇擔任總導演拍攝中的紀錄片,便是鄭院長領銜的國家重大課題故宮文物南遷的一部分。為了那些故宮遺蹟,鄭院長從60多歲奔走到70多歲,依然激情不減。

“故宮有看不完的資料,有那麼多的專家學者,個個學富五車,又那麼謙遜親切。故宮後來的‘火’,亦不是虛張聲勢的‘火’,而是依託於它在文化上的堅守與自信。”如數家珍,祝勇又説起他非常熟悉的修復師同事們。除了因《我在故宮修文物》而成為“網紅”的王津、屈峯等一小部分老師,故宮文保科技部更多的是長期默默無聞專注於不同門類的修復師,大家都是出於對這份事業的熱愛和使命感,非常有定力。

有一個場面,特別讓他感動:兩年前,他策劃一檔文化綜藝節目《上新了·故宮》,某集拍文物醫院的現代化修復車間,幾個當紅明星貼近了看修復中的文物,埋頭工作的年輕修復師們竟沒有一位抬頭看一眼明星。“體現了很高的職業素養,這是故宮的傳統啊!”他認為,故宮的這份氣質,而不是八卦、宮鬥那些東西,更值得大眾關注。

這樣的學術氛圍、人際關係,使祝勇如魚得水,自稱是故宮“營養體上一隻幸福的寄生蟲”。

3 在書裏與前朝“同事”們相逢

祝勇外出演講,開場白幽默:“我叫祝勇,來自北京故宮,我是乾隆的同事……”他覺着,不光乾隆,無數的皇子公主、皇后妃嬪、皇親國戚、循吏佞臣、將軍武士、儒林聖賢、太監宮女、方技百工、戲子名伶、學者專家、長官幹部,都是他的“同事”。在他看來,人,才是宮殿的核心。他想象着與前朝“同事”們擦肩而過,或者在某個轉角與他們迎面相逢。

從車水馬龍的鬧市,遁入清淨的故宮,他一頭扎進西北隅獨立庭院中的故宮博物院圖書館,一頁頁翻動影印版《四庫全書》,像和古人促膝長談。天黑了下班,一個人從宮殿的最深處走出來,他想明清兩朝這個時辰,該有萬千燈火在重重夜色中亮起來吧,人影綽綽……有那麼一些人,漸次來到了他的筆底。

“故宮是寫不完的!”祝勇至今保留着鄭欣淼院長髮給他的這條短信。

進入故宮以後,他不再只是旁觀者了,他的寫作也發生了質的變化。他説:“我書寫的故宮裏,有我的存在。有我的故宮和沒我的故宮,在我心裏,決然是兩個故宮。”

故宮收存的藝術品,在通常的藝術史那裏,幾乎都被當作死的歷史遺蹟來解析;而到了祝勇這裏,它們都是活生生的——有生命跡象,後世的我們才“可以與它們對視、交談、相處,甚至可以成為知己”啊。

讀到《寒食帖》,他遙念1082年的寒食節,蘇東坡被貶官第三年,前途未卜,窮困潦倒。那一天他肯定很傷心、很自責、很無助,情感迸發,提筆寫下這個帖。“我看這些文物,首先不是看它們的歷史意義或審美評價,而是關注創作者的情感。我與它們產生的交流,是可以跨時空的。文物是載體,能夠實現我們和古人的對話,這是我這麼多年寫故宮,最初的用意和最想表達的。”讀《清明上河圖》,他甚至補寫了把作品進獻給宋徽宗後即被歷史弄丟的畫家張擇端的幾種結局。

故宮主題寫作,祝勇認為是“寫歷史,寫人性,歸根結底是寫價值觀”。他希望他“重建的城,不只是一座物質的城,同時也是一座精神的城”。

《血朝廷》《故宮六百年》《遠路去中國》《最後的皇朝》《故宮的古物之美》《故宮的隱祕角落》《在故宮尋找蘇東坡》……書寫故宮的同時,故宮的豐富性與祝勇倡導的“新散文”創作(不滿足於傳統散文一事一議的表達方式)不謀而合。在故宮,他更加恣肆地跨越歷史學、地理學、民族學、民俗學、建築學、植物學、動物學、藝術學等不同學科,進行跨文體、互文式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