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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裝突圍》:中國改革文學的一次突圍歷險
來源:文學報 | 唐小林  2020年10月25日10:46

周聞道的長篇報告文學《重裝突圍》,寫“國機”與“二重”的重組,只重點寫了五年時間——即從2013年宣佈重組到2018年國機重裝正式掛牌運行——卻昭示了央企自我革命的凱旋,同時也正如作家阿來所説,也標誌着改革題材報告文學新的突圍。《重裝突圍》以紀實文學的樣式,抓住中國改革中的重大題材、重要事件、核心問題和關鍵場景,站在人類歷史和世界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前沿,直面中國現實,還原改革現場,生動證明了我國體制機制自我識錯、自我糾錯、自我變革、自我重生的非凡的制度性力量,形象地再現了政府與市場、“看得見”與“看不見”的兩隻手相激相生、相輔相成,創造經濟、文化奇蹟的恢弘曆程,讓市場袪魅,也使西方“歷史終結説”在“詩性正義”面前黯然失色。

《重裝突圍》通過講好一個“改革的故事”講好了一個 “中國故事”。它重點敍述的時間確實不長,敍述的對象也只是兩個國營大型企業的合併與重組,所涉及的人物也不算多,而且大都集中在企業和國家高層,即便是作者筆下所展現的那些矛盾,也是任何國有企業重組過程中經常發生的矛盾。但是,《重裝突圍》又的確給我們以巨大的歷史容量,它幾乎包藴了新中國成立以來,至少是20世紀50年代中期以來到改革開放至今大半個世紀中國工業、國營企業,乃至整個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各個方面存在的一些根本性矛盾:由體制機制內生的,在特定的歷史階段難以迴避的,還會持續地影響21世紀甚至整個中國未來的一些矛盾,以及通過改革的方式解決這些矛盾的成功嘗試。從這個意義上講,《重裝突圍》麻雀雖小,肝膽俱全,起到了窺一斑而知全豹的作用。放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放在未來新中國發展史上,它以一個短到可以忽略不計的時段,一個小到不必寫史的事件,帶出了經久不息的中國問題,其所表現出的涵蓋力、概括力和啓示力之大,令人喟嘆,顯示出作者的某種“史詩”性追求。

報告文學寫到這個地步,似乎已經大功告成。但坦率地講,這些“國家經驗”,在任何一份國企重大改革的總結報告中都可以看到。“報告文學”不僅要“報告”,更要“文學”;“史詩追求” 不只是有“史”,更要有“詩”;“改革文學”,豈止談“改革”,更要以“文學”的方式呈現。

周聞道是在場主義散文的倡導者。在場主義的理論很豐富,但“介入現實”是關鍵。文學是語言的藝術,而且是“文學語言”的藝術。報告文學就其總體而言,它不是“虛構的文學”,而是“非虛構的文學”;它不是“想象的文學”,而是“實踐的文學”;它不是“靜態的文學”而是“行動的文學”。《重裝突圍》報道的對象非同一般,是“國機”和“二重”,是央企中的央企,改革的目標、對象、路徑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國機、二重重組的這場改革,是體制機制的自我變革,是變革者的自我革新,是在自己身上刮骨療傷,是中國社會沉痾不起、沉重不堪的現實的自我革命。何況這場改革所涉及的都是當下中國宏大體制下,居重位、握重權、幹大事的風雲人物……面對如此堅硬的“現實”,周聞道如何“介入”?而且怎樣以文學的方式“介入”呢?

《重裝突圍》的成功“在場”,首先在於“揭示”:共和國的長子,國家的脊樑,曾經無比驕傲無比自豪的中國重型裝備戰線,尤其以“二重”為代表,已經沉痾不起,病入膏肓。我注意到,全書共12章73節,前面的7章45節,重在揭示“病象”。再加上散見於後面字裏行間的“病灶”,可以説這是一篇對中國重型機械工業,尤其是國有大型企業,在經歷了近60年發展歷程之後的一次全面診斷,一次深度的、甚至是不留情面的“望、聞、問、切”。也可以説,《重裝突圍》是一份中國國有企業厚重的病歷,到處充滿了拯救、“拯救的拯救”的吶喊。最見作者膽識的是,在世界性的產業轉型升級及中產階級危機的大背景下,他把這兩個企業之“病根”上升到“中國問題”;他把這兩個企業之殤上升到國家“脊樑之殤”;他把這兩個企業的合併重組改革突圍上升到 “國家任務”;他把這兩個企業的前途和命運上升到一國之“路在何方”的高度。這些“上升”,不僅為後面“國家經驗”的出籠埋下伏筆,也不僅讓這篇介入的文字大氣磅礴,更在於它恰切無比,抵達了“本真”:中國重型裝備業乃至國企的問題,出在體制機制。

“揭示”就是“召喚”。悲壯地揭示,是為了有力的召喚。所以,在《重裝突圍》文本內部躍動着深刻的“否定的力量”的時候,更是躍動着強勁的“召喚的力量”、“建設的力量”,這是它成功“在場”的第二個原因。

《重裝突圍》正是通過這些,寫出了這場“自我革命”的艱難、艱苦與艱鉅及其後面複雜深刻的原因。恰恰是這樣,國機、二重合並重組,改革成功,彰顯了改革者的勇氣、魄力、精神、意志及高超的智慧,就更加彰顯了中華民族吃苦受難越挫越勇的民族形象,就更加彰顯了這場改革的重大意義:在如今的制度下,體制機制有“自我革命”的偉大能力。

改革之於沉痾、未來之於現實、建設之於否定、悲憫之於苦難、亮光之於幽暗,深切的愛之於無奈的恨……巧妙結合、水乳交融,統攝於恢宏的敍述語勢和改革的宏大敍事,使《重裝突圍》既見審美,又見審智,還見審理,既不乏細節的豐富性,又具有高度的概括力,無怪乎有人稱它為改革的“史詩”。而我毋寧説,在一個更加遼闊的視域裏,《重裝突圍》通過“國家經驗”的“文學重構”與“雕刻”,塑造起一處獨特的體制機制改革與自我革命的“國家博物館”,留住了正在我們身邊消失的“公共記憶”,同時也為我們這個時代提供了難得的中國特色市場經濟的啓蒙的文學讀本。

正如阿來所説,《重裝突圍》不是靠傳統的經驗寫作能夠完成的,在這個敍述界域裏沒有現成經驗。它靠的是在場的當下性、介入性、發現性寫作。就此而言,它不僅書寫了中國高端國企在改革中的重裝突圍,也是中國工業題材改革文學在蔣子龍《喬廠長上任記》以後,經歷了長達40餘年的繁榮、沉寂、困頓、探索之後,報告文學領域的又一次重裝突圍。

(作者系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